既无浮江的故事，而居然说“因此号为江流儿”。这种情形，真如胡适所谓“有尾无头，不成文理”。
将此一段对照朱本、吴本，就可发现此处两本文字是有出入的。朱本第四卷很详细地描写玄奘的出生，但和杨本一样，并无浮在江中那一节的记载。虽然现存明刊的吴本都缺少了陈光疏的故事，然第十二回却有一篇介绍玄奘的七言词话，其中有：出身命犯落红（应作“江”字）星，顺水随波逐浪泱，海岛金山有大缘，迁安和尚将他养。（见世本，第三卷第12页b)吴本《西游记》原来是否有相当于现在第九回的一段文字，这个问题很难决定，以后再提；但是，从上引的几句词话可以证明吴本也是根据传统的浮江故事而撰写的。其次，从杨、朱两本均将原来有系统的故事弄成“有尾无头”的情形，可以看出两本之间的若干关系（朱本第四卷中其他矛盾，以下再提）。至于两本之中谁先谁后的问题，笔者当在讨论朱本的根据时，再加以分析。现在只能说杨、朱两本，讲江流儿出生的文字上俱有矛盾，似乎不能算是文学上纯粹的创造；两本中之一是受到第二种版本的影响的。杨本第十四回有唐僧起程以后，坠入地坑里，被一个魔王抓到的故事。杨本虽然介绍魔王所请的两个客人的名字，并没有将魔王本身的名字交代清楚，一直到老头子来救三藏时那一节的唐僧会话中，才有：贫僧二从人，已被寅将军，熊山君，牛处士食……（剑桥一本“寅将军”作“寅付库”，“牛”作“将”，疑“特”误字，见下）的一段文字，始提及寅将军的名字。严格地说，唐僧不应该知道这个名字。朱本、吴本都较杨讲得详细：在魔王请客的一段文字中，两本都有下列一段的对话：熊山君道：“寅将军，一向得意，可贺，可贺。”特处士道：“寅将军丰姿胜常，真可喜，真（朱本无第二个‘真’字）可喜。”（见世本第三卷第29页a；朱本第六卷第26页a、b)很自然地介绍魔王的名字。杨本因为写得忽略，没有沿袭本来的会话，故缺少几句必须交代的文字，遂产生了前后文字不相连贯的情形。第十七回亦有类似的情形。唐僧、孙悟空在观音禅院的时候，有一个黑大王把唐僧的锦绣袈裟偷去了。孙悟空到黑风山去找他，但不能抓到他，故去南海请观音菩萨帮忙。直到此时，书中对这妖怪所称的只有“黑大王”、“一个黑汉”、“黑风山怪”等三种名称，并未说明他是什么妖精。但当孙悟空见到观音时，却说：我师父投院借宿，却被熊精偷了袈裟……从杨本前文的叙述，孙悟空不应知道他是一个熊精。吴本第十七回将这件事情交代得比较早些。当孙行者还在找黑大王的时候，碰到一个小妖怪，拿着一个匣儿，里面有一封请帖，说：侍生熊罴顿首拜，启上大阐金池老上人丹房……（见世本第四卷第21页a）后来，见唐僧的时候，孙行者说：
你看那帖儿上，写着侍生熊罴，此物必定是个黑熊成精。（见世本第四卷第23页b)最后，去拜访观音菩萨时，他就能很自然地说：我师父路过你的禅院，你受了人间香火，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邻住，着他偷了我师父袈裟……（世本第四卷第25页a)朱本在叙述唐僧架裳被偷一段时，文字上亦犯了杨本同样的矛盾。因此，似乎只有杨氏或朱氏根据吴本，在撰写时又不够细心，而杨、朱两本中间必定有着承袭的关系存在，才能够说明这种复杂牵连的情形。上面所举的几个证据，可使我们相信杨本一定是有根据的，并不是文学上纯粹创造的作品；其中有一些地方还可以作杨本抄朱本的解释。郑振铎的《〈西游记〉的演化》一文就曾证明杨、朱两本有直接的关系，尤其是最后几卷，他说：文字雷同者也几在十之九以上，连标目也是全袭之于朱本。（见郑振铎《〈西游记〉的演化》，页）他的结论是：这都显然可见杨本是较晚于朱本……（同上）郑氏也注意到杨本有而朱本元的几种故事（见《〈西游记〉的演化》，至页），认为它们都是杨本根据吴本而插入的。可是，朱本比杨本写得较晚，将杨本的材料加以删削，这种说法，似是一样可信的。笔者在讨论朱本的根据时，再将这些故事加以分析，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材料，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。以上所举各点，都是根据杨本中文字上的矛盾或者显然讲得不通的地方。至此，我们可以得出两种结论：（一）杨本是删节别人作品而成的。其所根据的作品似乎是吴氏百回本小说的某一种版本。（二）它有的地方似乎是沿袭朱本，但朱本受到杨本的影响，似乎也是可能的。三、朱本的根据关于朱本，我们已有四种基本的认识：第一，它不但是与杨本类似的作品，而且有很多地方，两本的文字是一样的，甚至达到一字不差的相同程度。第二，它跟吴本也有同样密切的关系，尤其在前半部。第三，它的第四卷与汪憺漪本的第九回，文字很接近。第四，在小说的后半部，有一些故事吴本杨本有而它没有的。与吴本对照，就可发现朱本和吴本不但篇幅长短不同，若干地方更有着明显的矛盾存在。文字上有许多地方朱本和吴本一样，可以证明两本有密切的关系，其中较后的一本必定是一面沿袭祖本的文字，一面歪曲本来的故事而撰写的。今试再举几个具体的例子，来解决两本先后的问题。研究杨本的时候，所举的第一条证据是第一回中樵子所唱的歌词。朱本中樵子歌词（见第一卷，10页b）有如下四句：相逢处，非仙即道，静坐处，去讲黄庭。与杨、吴两本文字均异。但是，再过了几行，孙悟空引的“静坐讲黄庭”，又与吴本原来的文字相同。朱本上这种矛盾，只有对照吴本才可以获得解释。似乎显示了朱本在钞写吴本时的一些痕迹。西游历难中，一共有六个故事杨本有而朱本没有的：乃乌鸡国王一节（见杨本第三十回），收青毛狮子怪一节（杨本第三十一回），车迟国及沉在通天河两节（杨本第三十三回），花（或鱼）篮观音救唐僧及老鼋背他渡通天河一节（杨本第三十四回），在金平府看灯，遇到“三尊佛”一节（见杨本第三十九回）。我们不能据此就肯定朱本是一个节本，但如果能进一步去分析，可以找到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，且可发现一个有力的证据。第一，金平府的一段，杨本作：又到金平府妙云寺住，正值正月十五日，本寺僧人留三藏观灯。是夜同三徒与本寺僧人，游至一桥，那桥名金灯桥，桥上有三盏大灯，其香异常。过了几行，叙述天竺国的公主之故事，又有：走到布金寺借歇，吃斋已毕，夜同本寺一位尊长，在后堂坐下。三藏忽闻悲哭之声，问僧人曰：“何处有哭声？”这两个故事，虽然文字与吴本不同，但所述故事发生的地名与吴本相同。朱本却作：
数日，来到金平府慈云寺借歇，吃斋已毕，夜同本寺一年尊长老在后堂坐下。三藏忽闻悲哭之声，问僧曰：“何处有哀声？”（卷十第20页b至21页a)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吴、杨两本上，天堂国公主的故事开始在布金寺，朱本上却开始在金平府慈云寺。吴、杨两本上，在金平府开始的故事（即“三尊佛”一节），朱本全无，好像是朱氏写到金平府一段，受到篇幅上的限制，无法沿袭“三尊佛”的故事，故一跃就写到天竺国公主在佛寺中悲哭的情形。杨本虽然最后几回上的文字与朱本几乎一样，但依然根据吴本的层次，一一撰写的。
第二，老鼋渡通天河一段。朱本没有，但是第十卷中，唐僧等取了三藏佛经后，正在回到长安时，观音菩萨知道第八十一难还没有经过，就使他在通天河的西岸上停留：行者道：“来时得老鼋渡过，正在此河边。”（第26页a)显然地可以证明，朱氏一定是根据一个祖本，删掉了原先老鼋渡河的故事，等到第十卷时，似乎忘记了原先故事已经被自己删去，无意地又沿袭所根据的祖本，将其中孙悟空讲起上一次到通天河的话录了下来。更应注意的是朱本这段文字依然非常接近杨本。在讨论杨本的时候，本文曾提及杨本可能受到朱本影响的假设。但是，上述种种的发现使我们感到应该重新来研究这个假设的准确性。假若杨氏抄朱本，他怎会想到把“三尊佛”等等故事插进去？除非他一面抄朱本，一面参考吴本撰写。此较近于情理的解释好像是——朱本开始沿袭吴本（朱本前半部文字的确与吴本很接近），到了后来，就专靠杨本的文字，偶然删掉某些情节。杨、朱两本孰先孰后的问题，因为现存材料的有限，还没有完全解决。等到发现明刊《四游记》之后，方能作进一步的探讨。目前，最模糊的方面是玄奘出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，不但和杨、朱、吴诸本孰先孰后的次序有关，且对《西游记》本来面目的探讨，也是很有价值的材料。研究这个故事在吴本中的地位，有一种特别的困难。因为普通流行的版本（即根据明代以后出版的《西游证道书》等）第九回有“陈光蕊赴任逢灾，江流僧复仇报本”的一段文字，然而现存的明代版本都没有。加之，现存明版第九至第十二回的分回情形和清代各版本不同。到了十二回才有一段韵文，略略地讲玄奘的出身（见上文）。清代的版本，虽把“陈光蕊”一回插入，仍然沿袭明代版本第十二回的那篇词话。结果，清代版本中，第九回和第十二回的词话有矛盾。譬如，救出小孩子的老僧，第九回叫他作法明长老，第十二回却作迁安和尚，等等（见孙楷第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，79页）。清人把第九回插入《西游记》，为何有这种矛盾产生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汪憺漪评《西游证道书》是一种很重要的材料。在第九回末，汪氏有如下一段：童时见俗本竟删去此回，杳不知唐僧家世履历，浑疑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。而九十九回，历难簿子上，劈头却又载遭贬、出胎、抛江、报冤四难，令阅者茫然不解其故。殊恨作者之疏谬。后得大略堂《释厄传》古本，读之。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。然后畅然无憾。……有人指出《西游记》各本第一回以前的一首诗，有：欲知造化会元功，须看西游释厄传。两句，好像《西游记》小说本来的名字是《西游释厄传》，跟汪憺漪所用的古本及朱本一样。此外，汪氏在第一百回末，对大略堂本有更详细的交代：笑苍子与憺漪子，订交有年，未尝共事笔墨也。单阏维夏，始邀过蜩寄。出大略堂《西游》古本，属其评正。笑苍子于是书，固童而习之者。因受读而叹曰：古本之较俗本，有三善焉：俗本遗却唐僧出世四难，一也。有意续凫就鹤，半用俚词填凑，二也。篇中多金陵方言，三也。而古本应有者有，应无者无，令人一览了然。岂非文坛快事乎。这段评文，虽然孙楷第等没有注意到，却是很重要的材料，因为有了它，我们才知道大略堂本与所谓俗本有什么不同之处。其书名虽与朱本书名相似，而性质不会相同：一则大略堂本“应有者有，应无者无”，而朱本上遗漏及矛盾颇多；二则朱本较世德堂等明本更为通俗。至于方言的问题，也很值得研究。证道书谓“俗本”篇中多金陵方言，而清人吴玉搢却说：考《西游记》旧称为证道书，谓其合于金丹大旨；元虞道园有序，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。而郡志谓出先生（即吴承恩）手，天启时去先生未远，其言必有所本。意长春初有此记，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，如《三国志》本陈寿，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。书中多吾乡方言，其出淮人手无疑。（见孔另境《中国小说史料》引《山阳志遗》）吴玉搢所指的显然是汪憺漪本——因为书名叫做证道书，又有虞氏序。邱长春所著《西游记》不是一本讲唐僧取经的小说。这一点过去已经有人证明过。但是，吴氏以为那有方言的俗本原是吴承恩的作品，且把书中的淮河一带的方言用来作旁证。现存的明刊诸俗本究竟属哪一种方言，这个问题尚待考证。大略堂本不一定就是吴承恩原来的文字，但它在《西游记》的演变中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研究这大略堂《释厄传》大概的性质，只须把汪憺漪根据大略堂本所写的第九回来与朱本第四卷比较一下，就可发现三种很重要的差异：（一）朱本第四卷比汪本第九四篇幅较长，故事讲得比较详细，但若干地方，两本的文字却又相差不多。（二）朱本没有抛江的故事，汪本有。（三）朱、汪两本俱提到法明的名字，和吴本第十二回、杨本第十二回的迁安和尚不同。第一，朱本其他九卷，虽然偶尔有几句话或几首诗在吴本看不到的，但大抵上不如吴本详细，只有第四卷比汪本《西游证道书》的第九回详细。朱本前七卷中，平均所包括的故事相等于吴本的二十九页所述的故事（现在流行的商务印书馆版）。只有第四卷，汪本所用的篇幅特别少，只用了十页就将朱本第四卷所述的故事讲完了。这个情形使我们怀疑本来有一个比朱、汪两本更长的江流僧故事，被朱、汪两氏加以删改。第二，前节已经提及，朱本江流儿故事的本身有矛盾。小孩子出生以后，殷小姐梦见太白金星，劝她：“将此子远避”；醒了，她看见一个和尚，把小孩子的危险告诉他，和尚说：“小姐但可放心。此子贫僧领去，待汝抚养（疑字有误），长大之时教他来寻汝。”小姐就写下血书一纸。书内父母姓氏，跟脚缘由备细载在书上。小姐勉强就将此子付与和尚。珠泪双垂，大哭于地。那和尚得了此子，领了血书，出了私衙，化一道清风而去。原来这和尚是谁？乃是上界南极星君。观音娘娘的法旨教来辅佐，不可损害，仍着南极君变个和尚，将子往金山寺，与那长老抚养，好生教育。（见第四卷第10页b至12页a)这一段文字当然一点不像抛江的故事。不过，到了朱本第六卷，跟吴本《西游记》第十二回一样，也有介绍唐玄奘的那一篇词话，其中依然有：出身命犯落红星，
顺水顺波逐浪泱，
托孤金山有大缘，
法明和尚将他养。
四句（第六卷第13页a）。最后一句仍然是：“法名唤做陈玄奘。”（第13页b)显然有矛盾，因为所述故事中没有提及长江，而第六卷却有“落红（按‘江’误字）星”，“顺水顺波”等语。第四卷（第12页a）说：其子年长一十八岁，那长老就与他取个耳名，叫做江流，后因削发修行，又取法名，取名三藏。（一）未曾经历浮江之险的人，哪有理由叫做江流？（二）第四卷法名既作三藏，第六卷法名居然又叫做陈玄奘。这也是朱本第一次提及“玄奘”两字。此外，到了兰藏知道他的出生有问题的那一段故事时，朱本说：三藏就跟着法明师父直到方丈。三藏仍然跪下，苦苦衷告。那法明长老见他不是个忘本之人，就指重梁之上，取下一个小匣儿。打开一看，取出血书一纸，汗衫儿一一（疑衍字）件。那三藏当法明长老跟前将血书拆开读日……（朱本，卷四，第13页a)后来，在母子彼此重逢时，却有：小姐答曰：“……有何凭据事熟可疑？”那三藏听说是他，双膝跪在地下，哀哀大哭：“老妇若不信，见有血书，汗衫为证。”温娇接过一看，果是真也。（第15页b)本来，殷小姐打发她的小儿子的时候，只写了一封血信，没有加上什么汗衫。居然，到了三藏长大的时候，一件汗衫出现了。这是第二种矛盾。后来，第18页a，又说：殷小姐只见那大脚上无了一个大脚指头，先年托孤于金山寺法明长老处，故此咬下脚指为记。就在香囊内取出元咬下脚指斗在那脚指上面，仍然安住，并无痕迹。对照上面所引的那段文字，可以知道本来托孤时，并没有咬下一个脚指。这是第二种矛盾。上述三种矛盾，汪本都没有发生，因为汪本开头就将故事讲得很清楚：但恐难以识认，即咬破手指，写下血书一纸，将父母姓名，跟脚原由，备细开载；又将此子左脚上一个小指用口咬下，以为记验：取贴身汗衫一件，包裹此子，乘空抱出衙门。这一段话，另方面也可以说明汪、朱两本在文字上有些地方是很接近的。上列各项实例可以证明：（一）朱本是根据另外一个版本而加以改写的；因此，歪曲了本来的面目，且因歪曲得没有系统，故产生丁这类前后矛盾的情形。（二）其所根据的版本，可能比朱本第四卷更为详细，所根据的古本（权且把它视为大略堂《释厄传》），大概是采用法明和尚的名字，后为朱、汪两氏所沿袭。汪本十二回用迁安，可能是受到明代俗本的影响，而这个名称显然和明朝《陈光蕊江流和尚》南戏有关系。⑤四、结论以上用“吴本”两字，指的当然是现存明刊各种一百回本，大抵都属一类《西游记》的本子，暂且视为吴承恩的著作。明万历二十年的世德堂本已可断言不是百回本小说的最早版本。⑥所谓大略堂“古本”与原来的吴本关系如何，这问题尚待考，因为该书现在失传。将朱鼎臣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》及杨致和《西游记传》来与现存百回本比，可发现朱、杨两种都不是纯粹创造的作品，一定是根据前一种祖本，似乎就是吴本，而加以省略及改写的。同时，朱本第四卷好像有跟汪憺漪《证道书》一样的底本——即大略堂《释厄传》那种版本。朱本也有省略杨本的痕迹。因此，那些认为吴承恩根据朱、杨两本撰写《西游记》，开始是极其严谨地逐句照抄，到了后来用自己意见将本来的故事扩大的说法，不但说得很勉强，而且根本不能成立。上面的几点结论，似乎恰与柳存仁先生的意见相反。他认为三本当中，朱本是最早的作品，后来杨氏《西游记传》“删短《释厄传》的文字”（见《新亚学报》，五卷2期页）；最后，吴承恩百回《西游记》：“对《释厄传》及《西游记》（此处似缺“传”字）实际上也都有所承袭，而皆出它们之后。”（上引文，页）因为柳氏所用的证据与本文所引用的有些不同，所以应该把它们略略地加以说明与比较，以供读者参考。（一）他以为朱本之所以比吴本简短，理由是：朱本为早期民间文学的作品。这实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，因为柳氏对为何朱本头几卷文字很接近百回本，甚至于有几段文字句句与吴本相同，到了第九、第十卷，才开始较百回本为简略的事实，始终没有适当的解释。（二）以为杨本《西游记传》是朱氏《释厄传》的略本，理由是：它（杨本）的内容有绝大部分的文字，都和《释厄传》相同，其不同的部分，情节方面也没有多大的差异，可是文字简略，不及《释厄传》的周密。（前引文，页）可是，本文提出的六个杨本有而朱本无的故事，显然指出两本不同之处，一方面使柳氏“没有多大的差异”的说法站不住脚，且使我们注意到吴本影响杨本的可能性。此外，他引用太宗从地狱出来的那段，将杨本、朱本作了比较：两者之间文字完全相同之处，这里还是有的，但凡是它不同的地方，意思却无大出入，只是《释厄（传）》较详细，《记传》嫌简略罢了。这些地方，我以为我们可以下一个断语说，是《西游记传》删削《释厄传〉的。（前引文，页）柳氏这个例证也很牵强，因为吴本十一回与朱本相当的地方，文字几乎相同，只是吴本更为详细一些。所以，朱、杨两木独立地去删削吴本，也是合理的解释。柳氏又指出朱本第六卷中的两首诗：第二首诗真是大拙朴了一点，到了《西游记传》第二十九回（回目文字悉同，已见前引），老实不客气只剩下头一首了。这也不免是删书人的成绩。（前引文，页）此说也很容易找到相反的例证，像朱本第九卷，“唐僧收伏沙悟净”一则结尾，没有一首诗；而杨本二十一回“唐僧收伏沙悟净”回末，却有：木吒径回东洋海，三藏上马却投西，悟净从人遵佛教，师徒同心见阿弥。四句。此外，三十五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诸回，每回回末杨本均有四句或八句诗作结尾，而朱本则无。由此可知，朱、杨两本回末引诗互相省益，这种现象似不能用来作为某本沿袭或删削某本的证据。（三）为了确定吴承恩是根据朱本的文字，柳氏先举出吴本上唐太宗离开地狱的那一段（见上）。他说：百回本增加了的描写固然较多，删削《释厄传》之处也不是没有。（前引，页）这个说法也有问题。假如能仔细将朱、吴两本对照来看，可以知道，若干文字吴本有而朱本没有，但朱本有的吴本全有；这种情形如何能证明吴本一定是删削朱本的？
（四）柳氏又用朱本中的三首诗及止浮图表一篇以后加上“诚惶诚恐，冒死见奏”八个字等例子，认为朱本中若干材料既然在吴本中找不到，因而断言吴本是删削朱本而写的。但只要我们一看到柳氏所引的这些材料，就会明白这种诗句很可能是朱氏自己添插进去的。因为：三首诗都是朱氏最喜欢亦最习用的一种韵文，多半是阐明较为简单的道德理论的。他把吴本原来比较复杂或深奥的诗文，改为程式化的诗，或者把吴本的几首完全删掉，自己在别处插进两三首，也是可能的事。至于上浮图表以后加上的字，只不过是两句程式化的文字，和本来的意思没有关联的，非常容易插进去。故亦不能据此证明吴氏一定是删削朱本而成的。（五）柳氏谓朱木卷六“摩呵立祖”四字被吴氏改成比较正确的“摩诃五祖”，也不能算是很有力的证据。因为，又可能是吴氏本来写四个正确的字，经朱氏抄错而成“摩呵立祖”。关于吴本中“罗蔔”一名，朱本用民间比较盛行的“萝卜”一节，也不能解释两本熟前孰后的问题，因为古今民间的文学，包括敦煌变文及今天在华南流行的木鱼书，俱用“萝卜”，说明了无论是在吴本《西游记》以前或者以后的作品，都有引用“萝卜”的情事。加之，朱本常常用简体字：“卜”字既然比“蔔”字简略，很可能朱氏为了方便写成民间盛行的“卜”字。（以上俱见柳氏前引文，页，页）（六）柳氏认为朱本卷六中，1.描写袈裟的一段韵文，较吴本少四十多句；2.“开时新叠”一句吴本作“闲时折叠”；3.“红霓”两字吴本作“虹霓”等例证，可以确定吴氏修改朱本中的若干毛病。其实，这些情形同样地可以作两个相反的解释：既可说为吴氏将朱本加以修改及加工，亦可说为朱氏删削吴本，在无意中钞错原来的文字而成。如此模棱两可的例子也不能用来作为证据。（七）柳氏利用朱本卷六，太白金星救三藏后送四句“揭言”，说：百回本……又没有《释厄传》那种“又听下回分解”之后还可以诗文并茂的体例，莫奈何迫得只有把原有的“书上四句揭言为证”改为“书上四句颂子，颂子云”这样才接得下去。（前引文，页）但事实上，吴本将这一段放在十三回的中间，并无“又听下回分解”的需要，自不必按照回尾例言撰写。此外，它这种句法，不但在此处用得很自然，且在他处，也会引用，例如二十一回：“只是路傍边（疑应作‘遗’字）下一张简贴，上有四句颂子云”（世本第五卷11页a），及二十三回：“沙僧急去取来与师父看时，却是八句颂子云”（世本第五卷38页b）；都不能算是吴本中的毛病，看不出什么不适合或勉强删改的痕迹。相反地，这些例子却亦可以解释为朱本改吴本而致。
至于双行夹字的“那长老”及“这马儿”两处在朱本及世德堂本俱有的证据，证据本身也属两可解释的；尽可以说是朱本承袭世本那一路下来的版本所致的。（八）朱本卷九，“孙行者五庄观内偷果”一则的回末有一首诗是朱本有而吴本没有的，但吴本相当的地方之一首诗中，有一句跟朱本那首的一句一样。柳氏认为：这一句是从《释厄诗（疑应作“传”字）》那首七言诗删剩下来的文字。（前引文，页）柳氏这个证据，依然可以相反地说，朱本中的那一句是从吴本的那首诗而来的。（九）柳氏又引朱本卷九中的一首诗，把它跟现在流行的杨本及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相当的诗比较，发现吴本上，最后一句每字与朱、杨两本不同，认为：这大约是为了押韵的关系。只有文人学士的删改文章，才会着眼于这些地方的（前引文，页）但假如我们作进一步思考，这种情形也可以解释为：吴氏本来能作很正确的诗，但经杨、朱等人抄写的疏忽，因而抄错或随意改变原文。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例如，把玄奘的法名及出生抛江等故事弄错一节，显然就是朱、杨随意改变原文所致。（十）最后，柳氏提到唐僧出身的故事，根据吴本十二回中那篇介绍唐僧的词话，认为：这一段词话，并不是百回本的创作，却是从《释厄传》卷六沿袭而来的。（前引文，页）但是，上文已经证明这段韵文不可能是朱鼎臣的创作，因为跟他自己以前所讲的三藏出生故事颇有出入。惟一合理的解释，好像是朱鼎臣大概沿袭大略堂《释厄传》或类似的本子，因而产生了这种前后不相连贯的情形。（十一）柳氏提出明刊百回本中，九至十二回的回目承袭朱本的说法，也有商榷的必要。我认为还是孙楷第所提出的意见比较可靠：此四回目为《西游》旧本原文，殆无疑义。（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，83页）只是世德堂等本及朱本俱承袭所谓“旧本原文”，可能就是大略堂《释厄传》。关于玄奘报仇以后有没有“面君授官之事”（见柳氏前引文，页），这无法解决——朱本第四卷最后一页不见了（见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制的显微片），所以我们不能知道它究竟有无这个节目。第六卷中的插图说：“江流和尚拜受官职”，可能是画工误会下面所引的那段词话而致的。原刊《新亚学报》第6卷第2期年注释
①按鲁迅自己，看到郑氏著《〈西游记〉的演化》时，把他本来所提出的“祖本”说法改变成“节本”的说法。见秦绩《有关（西游记）的一个问题》一文，收在《西游记研究论文集》中，年版，页。②朱本这首歌也有矛盾，见下文。③见钱南扬《宋元戏文辑佚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年版，页，及赵景深《元明南戏考略》，作家出版社年版，69页。④剑桥两本中，这段文字有很多错字；文字如下：“此人是谁。讳号金理（一作禅）。只为无心听佛畜法，神（一作禅）归阴山。后得观音保披（一作获），送归东土。当朝总管殷开山小姐将胁未生之前，先遭恶党，为洪惊散。父亲陈光尽故犯，小姐正值金蝉降生，洪欲除根，急令奁死，小姐再哀告，将见（一作儿）入匣悝工贰住念山寺去，迁安和尚奏成。自幼持斋把素，因此号为江流儿。法名唤做陈玄与他拜幸得刘供母食，脱身修行。”⑤按钱南扬《宋元戏文辑佚》及赵景深《元明南戏考略》中所录的《陈光蕊江流和尚》戏文，有“永团团”一曲，其中有“那时若没龙神救，岂想道有今日。若还不遇迂安的，也葬在鱼腹内”（钱本第二行作：“怎能够有今日。”）四句。此处提到迂安，意义很大。但问题在于“迁安”两字是不是人名？从他们的标点看来，好像钱氏认为是人名而赵氏则否。假若本来是人名，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可以证明这个名字在明朝初年已经有了，对后来的百回本《西游记》一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⑥见几种明刊本中，陈元之氏序中有：“旧有序，余读一过，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”的一段文字。编辑整理
西游记学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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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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